河南程功律师事务所

二、我们都可能是“他”

此间，这个少时的故事把我摁在书桌旁，让我刚敲打完几行字后，又迫不及待地删去它们。我的焦灼与踌躇来自一个看似无比简单的问题：如果“不要冤枉好人”尚仍是这个社会最稀松平常的共识，为何彼时我却在并无把握的情况下指认他？如果当时他拒绝承认自己曾出现在现场，而父亲又一口咬定我不会撒谎，事情又会有怎样的结局？

诚然，那时我尚年幼，在当时情势之下脑子难免一团浆糊。但试问，今日成年甚至饱受教育之人，在不幸面前，在急迫与焦虑之下，是否能坚守“无罪推定”、又能担保自己不会为了追寻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来安抚自己的痛楚，竟将罪责的风险撒向他人？不如承认吧：当突如其来的厄运让我们感到窒息之时，他人的清白与权利，于我何干？若找不到凶嫌、彰不了正义，那受罪之人，何以消恨，甚至何以瞑目？

不错，很多信仰正义的良善人士，往往习惯于这种自我暗示：我是好人，我（或我的世界）与这些“坏人”根本无关；若那些“坏人”真是清白，警察何故拜访。

或许这位“问题学生”，也有此想。出于“我是好人”的自信，大方地承认曾经看见我拎着挎包在小区内玩耍，也承认自己出现在了可能的案发现场。但是，当他在警方的盘问中意识到自己竟成了可能的“嫌疑人”，当他发觉到那座原本遥不可及的庞大机器竟突然锁定了自己时，仅仅是紧张、委屈与恐惧，就轻易地剥夺了他辩白与反抗的能力。

在今天这复杂而纷繁的社会，我们都可能成为他。难道不是吗？我们都可能遇到一部关于罪与罚的剧本，原本以为自己只是看客，却不想自己不但成为主角，而且那些看似显然的自我暗示与自信，都成了荒诞的笑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