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南程功律师事务所

由于专办刑事案件的原因，我经常和深陷囹圄的企业管理人员打交道，常常为他们的遭遇感到痛惜。很多人会说，律师，如果我知道这是犯罪的，我就不会做了。我衣食无忧，根本没有必要为了那一点小钱去犯罪。我也会遇到工薪职业经理人，自己没有从单位获得任何额外的收益，却因为单位犯罪而替单位承担刑事责任。这些人也会说，律师，如果当初我知道这是犯罪的，我就不会干了，大不了我辞职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我犯不着为了公司“卖命”。与之相应的，是没有接触过刑事案件，正居其位的大量公司管理人员，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需要和刑事律师打交道，一听说对方是专做刑事案件的，几乎是能离多远离多远。

每个人都会想着，我不会遇到这些糟糕的事。

确实，在一个规范的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，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凡是其它手段，包括道德、民事、行政、舆论手段，能够解决的社会矛盾和纠纷，都尽量用非刑罚手段解决，只有违背了社会普遍的道德情感的行为，才有必要通过刑罚予以惩罚。这也是现代刑法谦抑性的题中之义。同时罪刑法定原则也要求，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，才可以定罪处罚。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，即使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，也不应定罪处罚。传统社会中，一个行为是否是犯罪行为，稍具常识就可以判断。然而，众多企业家惨烈的落马现实告诉我们，常识在当下的中国，远远不足以帮助我们预防刑事法律风险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首先，我们国家没有统一的刑法典，97年刑法严重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，频繁大修，导致社会很难形成稳定的对法律的合理预期，这也是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
我们国家的现实是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，伴之而来的是政府治理和管控的无力，刑法这一利器往往成为最有效、最立竿见影的手段。刑法的扩张，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，对于某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，即使法学专家也很难判断，更何况一个没有任何专业法律知识的企业管理人员呢。